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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之死 一
像往常的日子一样，天刚刚破晓，空气中的雾霭尚未完全退去，梁济先生就迈着一向沉稳、从容的步子向净业湖走去。净业湖北端水弯处的高地是个清晨散步的好去处，古树、寺庙、流水所衬托出来的空幽与静谧正是梁先生所追求的氛围。今天梁先生的步子迈得似乎更加沉稳、从容，显然是由于无法掩饰内心的那股激动之情，脸上居然流露出了几丝得意的神情。转过几道小巷，不一会就来到了净业湖上这个空幽、静谧的小岛上，一个人静静得伫立在湖边，望着雾霭中的湖面，似乎在略有所思。初冬的北京已经颇有几丝寒意，清晨的微风掠过湖面掀起了几丝旖旎涟漪，这时的梁先生似乎感受不到丝毫的寒意。他静静地望着湖面，仿佛自己的生命已经融入了这个空幽、寂静的自然之中。梁先生对山水有着难以割舍的爱恋情怀，他身处世俗的繁华世界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桂林故土山水的秀美与隽永，而能够畅游西湖，去感受江南山水所赋予人的灵动飘逸也是他一直未了的心愿。 彻夜的奋笔疾书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丝毫的疲倦与倦怠，阵阵寒风袭来，也没有驱走内心深处所涌动的那股热情，似乎只有那一谭碧水的清幽能寄托此刻无限的遐思。一阵风袭来，湖面又荡起一道道波纹，波纹随着风的飘动而向远处扩展，最终消失在了宽广的湖中央。风停了，它带走了一个生命，那个鲜活的生命随着风的飘动而融入了深邃、幽寂的湖水深处。 二 梁济之死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梁先生过世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对传统社会所持有的彻底批判态度似乎在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梁先生就在那样一个特定年代以自我的方式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之路。有人以为梁先生无法割舍对晚清政府的那片赤诚之情，他是怀着对最后一个皇权帝国消亡的复杂感情而选择自杀的，他的死是传统文化之死。 梁先生出生在一个名声显赫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梁承光有这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是当时知名的学者、诗人和杰出的军事家。在八岁那年，梁济品尝到了失去父亲的痛苦，35岁的梁承光战死在与捻军作战的战场。父亲战死后，梁济在母亲的带领下，乔装打扮，辗转千里，来到了帝国的王城北京，开始了没落贵族的新生活。这个典型的传统社会中的贵族世家，到了梁济这一带，已失去了往昔的财富与权力，但却没有失去作为古代理想的承担者这一传统。在母亲严厉的儒家目光的审视下，粱济得到了他的天赋权利——传统的教育和传统道德的传承，他很早就被灌输了一种在个人私欲和君子至善之间不断作斗争的意识。 在二十四岁那年，粱济以自己的博学多才，高中举人，并被任命为内阁中书，清廷政府在实行“新政”之后，又调任至新成立的民政部和教养局供职。他是坚定的传统道德的守候者，不断完善自我的品性，参悟到为人的最高伦理标准，做道德上的“圣人”，是其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标。他为自己树立了近似苛刻的自我修养之标准，即使是一个人独处也要正襟危坐，因为他是在以敬畏的心情来履行着儒家经典古老的训诫：“君子不愧屋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种道德主义反映在他的为官之道上就是公正不阿，不附庸权贵，不结党私营，所以被授官之后，从不去拜访顶头上司，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有溜须拍马之嫌。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基于这种人生理念而行动者，尽管自己还处在贫困的境地，他依然把已故亲戚的遗孤接到家中，拿出自己的积蓄对更加贫苦的同事进行救济。为了帮助好友彭诒孙的报刊事业，他甘愿冒着触犯最高权威的危险。在母亲过世后，他依照最高严格的礼节辞职守节，虽然当时他急需薪金，而三年服制也已久不时兴。 这些生活经历展示了一个传统士人的形象，一个以追求道德理想为毕生事业的文人。所以就有人以为粱济之死是传统文化之死，他以自己的殉道精神向传统文化献上了自己最后的敬意，并带着这种不能割舍的情结同传统文化一同沉入了幽静、深邃的湖底。 三 但这种文化之死的解读并没有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立体而完整的鲜活生命。梁济先生远不只是个传统文化的守成主义者，他同样是一个思想开放，充满着宽容情怀的人。他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仅鄙视保守派的蒙昧，甚至比改良派更欢迎从西方吹来的改革之风。“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梁济先生的务实意味着任何个人、任何制度或政策都要根据它是否能够在富强中国方面取得实际效果来评价。他将受人尊敬的清流领袖张佩伦看成是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谄媚之徒，认为张只求个人声誉而不求拯救民族，对改良派及革新派只是妄加讽刺。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他为国人的无知与迷信而痛惜，于是主张兴办教育来启蒙民众，所以他积极帮助好友彭诒孙主办《京话日报》。梁济积极推进他所热衷的改良主义，在供职于巡警部时，在监狱中创办职业学校并实行教育贫苦儿童的计划。 梁济先生这种开放意识、包容新思想的态度也反映在了他的家庭生活中，他鼓励子女的自我独立发展意识，并且有意去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之精神，很少去对子女的选择进行干涉，这种教育风格深深地影响到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京师译学馆成立以后，梁济先生将其长子送入学习，几年后又送到东京去学习商业，他还将收养的表外甥送去英国学习法律。他曾为自己不能亲自出国学习而感到遗憾，于是冲破了多重俗见，努力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得到当时最新式的教育。 这样一个充满着开放、包容意识，修为极其高深的人怎么可能会单纯为了一种文化而殉道呢？梁济之死还有还有更深次的原因。表面开起来，这与他晚年改革事业所做的各种努力失败有密切联系，但这仅仅是他产生消极遁世思想的诱因，却不是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人生道路的选择必然要植根于个体独特的情感体验之中，当这种情感体验为人们预设出死亡的崇高与伟大，一旦具体场景的刺激将这种预设好的崇高和伟大从内心处激发出来，一切就变得不可阻遏了！ 四 恪守着儒家的微言大义，毫不倦怠的加强着自我心性的修炼，实现着自我人格的完善，从而达到圣贤的最高人生境界，从而参悟到天地之间的至理，是梁先生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当目睹了貌似强大的帝国在西方坚船利舰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时，如何实现民族的振兴就成了他必须认真对待的最大现实问题。梁先生坚持社会改良，但随着各种改革方案的日渐深入，他陷入了无比的迷惘中。在1905年新政之后，清廷政府按照西方君主立宪制进行了改革。这是一个对各种利益进行重组与分配的关键时刻，各个阶层的人物为了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取得自己的优势地位，纷纷展开了政治攻势，于是一幅世俗的生活场景就展现在了那个特定的年代中。为了迅速结成政治上的势力，为了实现各种利益分配的妥协与平衡，各色各样的人物穿梭在京城各大酒楼、知名的声色场所之间，一些重要的社会人物甚至不惜人格，屈尊降贵，以财色为手段进行拉拢。酒红灯绿的繁华街道与政治人物声色犬马般的生活状态交织折射出了一个浮躁与堕落的人的内心世界。这时的梁济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作为一个以追求人性至善之境界为毕生之目标的人，他认识到如果仅是在制度层面对社会进行变革，但人的道德层次仍然停留在以前的层次上，改革引发的人们的欲望得不到升华，导致的行为上的堕落，必将使这个国家走向更加混乱的局面。梁先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之要害“非法弊而是人弊”，新的制度和法律对中国的衰落不是最重要的，恐怕最完美的立宪政治也会“因人心之坏”而归于失败，“救亡当以正人心为先”。 人生道路的选择必然与人们真切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12年2月29日那个血色的黑夜彻底击碎了梁先生对社会革命所抱有的最后期待。为了利用革命攫取个人权利，袁世凯制造了一场内部的哗变。士兵们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掠，一群彪悍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刺刀在暗夜中冲进了一寻常百姓家，一家五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从床上拖到院子里，刺骨的寒风和万分惊恐一起袭来，一家人连最基本的呼喊本能都失去了，颤抖着缩成一团，直到士兵离去很长时间，一家五口才从惊恐中醒来，面对被洗劫一空的屋子，抱在一起放声痛哭。古老的东安门火光冲天，百姓们惊恐的尖叫哭喊声在血色的黑夜中散播，彻夜未息。梁先生的住宅就在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东安门附近，虽然他的住宅免遭侵害，但那彻夜不息的哭喊声一定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一定是在悲愤与痛苦的挣扎中度过了那一夜。当我们尝试着还原出历史的一个真实片断，尝试着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理解人们对历史变迁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那段历史哪？但历史没有记录那些在惊恐中挣扎的“鄙贱”生命的情感体验，历史的书写就是如此，当后人赋予那场革命太多的历史内涵与伟大意义时，抽象的历史符号就将那个特定年代里具体可感的真实场景遮蔽了起来。当后人去重构历史内涵的时候，并以此作为权力运作合法性的依据时，可否用心去聆听过那个血色的暗夜里苦难生命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呼喊？ 对革命所引发的更大的混乱与苦难，引起了梁先生对现实彻底的绝望。道德沦丧，人心为各种欲望所控制，制造出来了一幕又一幕人间悲剧，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他认识到，必须有人去以实际行动来拒斥这种没有根基的“群体骚动”。他做出了选择，他要以最决绝的方式去唤醒人们。还有五天就是梁先生的六十大寿了，家人们正在为准备寿礼而忙碌，但他已经等不及了，在1918年冬日那个尚未破晓的清晨，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深邃、幽寂的湖水中。梁先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走的第二年,被后人赋予了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就轰轰烈烈的上演了。在那个涌动着变革思潮的大时代，当一切都要被推翻重来的时候，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拯救那个浮华与堕落的灵魂的哪？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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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6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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